相亲

　　福生

　　三月的傍晚，街上还残留着化雪的寒气。二哈，一个三十岁出头、面容端正但略带疲惫的男士，坐在一家名为“小巴黎”的小餐厅靠窗的位置。他要了一瓶矿泉水和一杯加了柠檬的红茶，不时看看表，又看看门外。

　　她来了，晚了七分钟。穿着深灰色的大衣，围着一条普通的羊毛围巾，手里提着一个样式陈旧的帆布包。她叫桂花，介绍人说她在某处做会计。

　　“对不起，路上堵。”她坐下，脱大衣的时候扫了一眼他面前的矿泉水和红茶，没有点咖啡，据说这个店的咖啡有“巴黎”味道。

　　“没什么，我也刚来。”二哈说。他招呼服务员，把菜单递给她。

　　桂花看菜单的时候，睫毛低垂着，鼻尖上有一点点汗珠，大概是一路走得急。她要了一份最便宜的菜汤和一份荞麦粥。

　　“您可以点些别的……”二哈说：“这家的鱼不错。”

　　“不用，我晚上吃得少。”她抬起眼睛看他，笑了一下，笑得很短，像完成任务似的。

　　菜上得很慢。他们聊天气，聊城里的房价，聊介绍人那个多嘴多舌的姑妈。二哈注意到她的手，手指细长但皮肤粗糙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没有涂任何东西，但是是指节有点粗，好像是茧。她注意到他打量她，就把手放到了桌下。

　　沉默了一会儿，她问：“你怎么来的？”

　　“共享单车。”他咧开嘴笑着说。又补充道：“天气暖和了，骑骑车有益健康。”

　　“你呢？”

　　“公交。”她说：“21路，直达，很方便。”

　　他们又沉默着吃了一会儿。

　　二哈心想，这姑娘朴素，朴素得近乎寒酸，但眼神里有一种沉静的东西，不是那种急于出嫁的焦灼。

　　她心想，这个男人穿得整齐，但袖口的扣子有一颗不是原配，说话声音不高，但总像在盘算什么。

　　吃完饭，他在门口替她撑开沉重的玻璃门。外面已经全黑了，街灯亮着，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反着光。

　　“那——再联系。”她伸出手。

　　他握了握，手心干燥而沁凉，说：“再联系。”

　　他们朝不同的方向走去。二哈走了大约三十步，拐进了旁边一条巷子里的收费停车场。他走向一辆银灰色的宝马X5，打开车门，刚坐进驾驶座，一抬头，就看见了十米开外的一幕。

　　桂花正从一辆黑色奥迪A6的驾驶座里出来，用遥控器锁了车。那奥迪车身干净，轮胎乌黑，在昏黄的路灯下闪着内敛的光。她关上车门，一转身，目光正好和他的撞上了。

　　隔着两排车的距离，他们看着对方。

　　她先笑了，还是那种很短的笑，然后举起一只手，在空中停了一瞬，像是打招呼，又像是告别。他也回笑了一下。她转身朝停车场出口走去，高跟鞋在水洼边绕了一下，走得很稳。

　　二哈发动了车子。他没往家的方向开，而是拐上了城郊的一条路。二十分钟后，他把车开进了一排灰色铁皮棚子围着的空地，招牌上写着“兄弟租车行”。他把钥匙交给值班的小伙子，在交车单上签了字。

　　“用得怎么样，二哈先生？”小伙子问。

　　“挺好。”他心不在焉地说，目光却停在了柜台旁边。

　　那里，一个穿深灰色大衣的女人正弯着腰，在一个帆布包里翻找什么。她从包里掏出一张收据，递给柜台里的另一个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接过去，在电脑上敲了几下，又递给她一张单子。她签了字，直起腰，把大衣领子整了整。

　　是桂花。

　　这回她没有回头。她收好单据，径直走向铁皮棚子的门口，推开吱呀作响的弹簧门，走进了外面的夜色里。

　　二哈站在柜台边，手里还捏着自己那份交车单，看着那扇晃动的门，好一会儿都没动。

　　他从租车行出来，心里堵得慌。不是因为被骗——他自己也骗了人，而是因为这场相遇里有一种让人疲乏的东西，像是镜子照镜子，照得人没处躲。他不想回家，家里冷锅冷灶，昨夜的碗还在水池里泡着。他想起街角有一家新开的足疗店，霓虹灯管弯成“无为足道”几个字，半夜了还一直亮着，可能要亮到明天早上。

　　店不大，隔成几个小间，空气里有劣质精油和塑料拖鞋的气味。他选了一个最便宜的项目，躺进躺椅里，闭着眼睛，任由疲倦从四肢漫上来。

　　门帘响了一下。有脚步声走近，然后在旁边的小凳子上坐下。一双手把他的脚从水里捞起来，包上毛巾，开始按。

　　“先生，力度可以吗？”

　　他睁开眼睛。

　　她坐在小凳子上，穿着粉红色的工作服，头发用发卡别到后面，露出光洁的额头。她正低着头，认真地按着他的脚踝，手指有力，动作熟练。

　　他盯着她的发顶，那里面有一小撮碎发，不服帖地支棱着。她没有抬头，好像完全不认识他。

　　“可以。”他说，声音有点哑。

　　她继续按，按得很专业，一句话也不多说。他也沉默着，看着天花板上的一道裂缝，想象着它是怎么形成的。房间里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偶尔的水声。

　　四十五分钟后，他付了钱，走了。

　　她没有送，只是坐在小凳子上，收拾那些毛巾和木桶。

　　桂花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了。她租的是一间老式合租屋里的单间，在五楼，没有电梯。她爬上楼，脱掉大衣，换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棉睡衣，觉得两条胳膊酸得像灌了铅。

　　饿。晚上那点菜汤和粥早消化干净了。她打开手机，点了一份附近的面条，加了一个鸡蛋。然后她靠在床头，闭着眼睛，脑海里却总是浮现出那张脸——那张在租车行柜台边发呆的脸，和那张躺在足疗店躺椅上的脸。

　　太累了。她想，今天这一天，太累了。

　　“笃，笃、笃——”十分钟后，有人敲门。

　　她走过去，打开门。

　　门外站着一个穿黄色外卖制服的男人，手里拎着一份餐盒。头盔还戴在头上，护目镜推到额前，勒出一道红印。她看清开门的人是谁，接餐盒的手停在了半空中。

　　是二哈。

　　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。只有楼梯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微弱的街边路灯灯光，照在他疲惫的脸上，照在她惊讶的眼睛上。

　　“您……您的外卖。”他说，把餐盒往前递了递，餐盒一边打转，一边晃动着。

　　她没有接。

　　沉默持续了好久。灯又亮了，又灭了。

　　最后，她伸出了手，接过那个温热的餐盒。她的手碰到了他的手。干燥，冰凉，和傍晚在餐厅门口握的时候一样。

　　“谢谢！”她说。

　　“不客气！”他说。

　　他转过身，开始下楼梯。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，一层，又一层，渐渐消失。

　　她关上门，把餐盒放在桌上，没有打开。她坐在床边，看着那个餐盒，看了很久。

　　窗外，三月的夜风吹着广告牌，哗啦哗啦响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她想。但今天，实在是太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