雉鸡在故乡飞来飞去

　　刘义彬

　　一尺高的枯黄稻草蔸密密麻麻直立在收割后的稻田里，稻草下刚冒出一层薄薄的青草和紫云英苗，被自然的神奇之手编织成一层毛茸茸的杂色地毯，厚实地铺陈在隆冬时节的田野中。鹅蛋黄一般温软的夕阳悬在西边的山坡上，将金色的霞光均匀地镀在空阔而平坦的旷野里，令大地显得和煦而又温馨。我走动的身躯被身后的夕阳投射到前面的稻田里，影子像一个高达三十多米的巨人，不停地跳跃着、舞蹈着。

　　连续几周的天晴让泥土变得干爽，而被收割机轧碎后抛洒的稻草则使稻田愈发绵软而温润。我像一只顽皮的小狗，扛着照相机在毫无遮挡的田野里撒着欢儿，时不时惊飞一群小鹀和燕雀，时不时又唤醒一只鹞鹰。棕头鸦雀、白头鹎则像侦察兵一样，在我身前身后的不远处飞来飞去，根本不怕人。它们矫捷地飞翔跳跃的姿势使我格外开心。

　　突然，一只肥嘟嘟的雉鸡短促地“噶”了一声，从我前方三米远的稻草堆里啪啪啪地扇动翅膀惊飞起来，擦着我的身子，往身后的夕阳飞过去。它的身影正好融入一片晕红而炫目的霞光中，然后落在三百米外的另一丘稻田里，躲进枯草丛后不见了。这是一只壮硕的母雉鸡，它麻黄的颜色与稻草太过相似，以致隔我如此之近我却没有发现。本以为在我身影跳荡之处，所有的野物都会提前避让，没想到这只雉鸡竟然能够沉住气，一直到我即将踩到它才扇翅逃走。

　　这是冬日的田野，没有农作物的遮掩，雉鸡们可藏身的地方不多。几乎每次从田野穿过，我总要惊飞一两只雉鸡。在拱桥西南边的荒草地，在江坝边的矮竹丛，在一览无余的稻田干草里，都能偶遇它们呼啦啦飞逃的身影。雉鸡们善于奔跑却很少飞行，除非情况过于紧急。它们的飞行姿势也实在不敢恭维，两扇短小的翅膀急切地扑棱着，驮着笨重的身躯，像逃命一样一条直线往前射去，飞行高度不过十米，最远距离不过三四百米。

　　如果在禾苗和青草茂盛的春夏时节，或者灌木丛多的山林里，它们就用不着如此惊慌，那时有太多的植被供它们逃跑和藏身。芒种时节，我曾偶遇过悠闲的雉鸡一家子。

　　一直下雨，江坝的水面已贴近水泥桥板。站在桥边的河堤上，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一大两小三只雉鸡在远处的田间草地上活动。大雉鸡是一位朴素的母亲，麻黄色的羽毛上缀满了棕黑色斑点。它站直身躯伸长脖子朝我这边张望了一会，然后压低身子钻进草丛，隔一会儿又伸出头向我眺望。另外两只小雉鸡则一直在草丛中活动，只偶尔看到它们冒出的黄毛小脑袋。之后，高大帅气的雉鸡爸爸也在旁边的草丛中若隐若现，因为黄昏的光线有些暗，我只能通过望远镜看到它黑色的脑袋、红色的鸡冠和系着白色围巾的脖子，棕红色的背部布满孔雀一样的斑点，散发着青铜般的光泽，黑白相间的尾羽翘得老高。原来这是两大两小的四口之家。

　　雉鸡的警惕性很高，它们都是独行侠，很少看到成群活动。或许是感受到来自我的威胁，几分钟后，这一家四口就都消失在深深的草丛中。

　　雉鸡，我们习惯称其为野鸡，它们不像燕子和喜鹊那样被人善待，是一种命运多舛的鸟类。我的乡邻们，在此前的几百年，一直就将雉鸡当作餐桌上难得的美味。因为人们的捕捉，它们的种群数量一直不多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几乎没有见到过野生雉鸡。

　　雉鸡对人的惧怕，可能是它们家族遗传基因里固有的。千百年来代际相传，使它们与人类之间总是保持着远到最好互相看不见的距离。但不久前的一次爬山活动改变了我对它们的看法。在距故乡黄婆塘约十公里的乌川大山，一只健硕的雄性雉鸡，一直友善地为我们的爬山队伍加油鼓劲。我们一行人在狭窄的羊肠小道爬行，它奔跑在我们身边三五米范围内的灌木丛里，时不时“咯咯咯”地叫唤着，护送我们走了数百米的距离，同我们一起到达山顶。当我想靠得更近一点与它合影时，这只漂亮的雉鸡哥哥也只是从容地往旁边的灌木丛里快走几步，并未消失，似乎有些害羞。

　　故乡的人说，这只雉鸡经常跟在爬山人的身后，是因为被人投喂美食的次数多了。可见随着人们生态观念的转变，再没人轻易伤害鸟类，鸟们与人们的友谊也正在修复之中。据说，这乌川大山里面，像野猪、野山羊、野兔等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，什么时候它们也能与人类走得更近呢？

　　夕阳的余晖为我脚下的田野镀上一层金色，雉鸡振翅的声响叩响了我脑海中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古老命题。千百年来，人类曾以征服者的姿态强行划开山野的脉络，而今却在反思中重新编织与万物对话的纽带。那只护送登山队伍的雉鸡，多像一位从时光裂缝中走出的信使，衔来关于生态修复的隐喻——当人类放下猎枪与弓箭，大地便以最原始的慷慨回馈信任。雉鸡在故乡飞来飞去，或许终有一天，稻浪翻滚的田野、竹丛掩映的河岸，都将成为雉鸡从容踱步的庭院，而不再只是它们慌不择路的逃生通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