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真实才能天许忠诚

　　袁复生

　　期待数年的十年砍柴的新书《天许忠诚 刘坤一传》终于面世，在读书圈子中好评如潮。

　　在近代湖湘杰出的军功、革命、文化群体坐标系中，刘坤一是处于曾国藩与黄兴之间的中间带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救国，曾国藩左宗棠那一代必然是绝对的维护帝国与帝制，黄兴宋教仁这一代完全没有了历史的负担，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缔造一个新的共和国。而刘坤一这一代，他要小左宗棠他们12岁左右，也是湘军体系最后的封疆大臣之一。

　　在我们的认知中，刘坤一的“传世之作”东南互保，似乎有悖传统的忠臣之举。但在他去世之后，朝廷给他的谥号却是“忠诚”，朝廷、各国领事馆、江南士绅普遍进行高规格哀悼。

　　忠诚在湘军将领中，大家的整体价值观是有一致性的，就是通过救国报国，来实现自我价值。

　　湘军集团到了刘坤一当政的时期，八国联军进京，慈禧带着深宫里的奴仆，一路西奔到西安。作为江南封疆大臣的刘坤一，究竟是要贯彻太后的懿旨来迎接一场更大的失败呢？还是要从真实的世界格局和外交策略出发，做出一个稳定大局但有点违背太后的决定？

　　历史虽然不能假设，但如果没有刘坤一他们领导的东南互保，清帝国的崩溃可能不是一句玩笑话或者偏激之词。东南互保挽救了这场崩溃，在中央与地方、中国与列强、战争与和平之间，刘坤一找到了最优解，达到各方的平衡，为帝国保留了更多的元气，这一策略的效果与结局都超越了曾国藩处理的天津教案。

　　在我这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看来，十年砍柴的这本《天许忠诚 刘坤一传》，虽然是从传主的出生写到死亡，但整个作品的核心议题，始终在回应刘坤一晚年的这一个巨大的选择：为什么是刘坤一，能够做出东南互保这个大大减缓清帝国崩溃速度的战略决策？这里面的天时地利人和，因缘际会的头绪，究竟有哪些？

　　十年砍柴的写作才华与知人阅世的洞察力，在《天许忠诚 刘坤一传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。读完全篇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：刘坤一从湘军集团中并不起眼的出场，却为国家立下最后一场惊天的事功，这种成就当然与他兼具“霸得蛮、耐得烦、受得气”的个性有关，而他的底层逻辑，应该就是在漫长的战争与政治之旅中，形成了一个核心的能力：面对真实的能力与抉择勇气。

　　面对真实。说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并不容易，尤其对于身居高位的人来说，这简直是一场惨烈的天人交战。相比之下，明末期间，不论是袁崇焕还是崇祯帝，都缺少这种基本能力，或者说已经被虚幻的“速胜”执念，带入深坑……

　　刘坤一显然是幸运的，他面对了真实，做出了面对真实局面的理性选择，保全了东南的中国免遭战火荼毒，虽然有悖太后的懿旨，但并没有遭遇到清廷的杀头之罪。

　　面对真实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刘坤一建立这种能力与勇气，也是一个过程，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有三个事例：

　　第一个是面对财政的真实，去改良规则制度，而不是坚持旧制去扭曲现实。在战后的江西，刘坤一在减免厘金、漕粮、关税的问题上与身为全国监察机构最高长官左都御史的胡家玉，进行了多次争论，采取了不博取虚名、不纯粹地方主义的务实策略，他改良了制度来适应现实，而不是相反。胡家玉多次上疏，要求迅猛地甚至一次性地撤销江西境内的厘金关卡，减少商业税的收入。同时减少漕粮征收时，增加的附加费用，让利于民。如果是过于理想的人格，可能会一时冲动，天下好不容易太平了，屁股决定脑袋，先给江西的百姓大幅度减免一番再说。但如果这样，他就无法完成缴纳给北京户部税金，也无法给左宗棠平定新疆提供足额的军饷。当然，他在申请减免因受海关关税冲击而极度萎缩的九江关的上缴额度，减免战乱期间已形同虚设的“三关”征收，并适度有节奏地削减厘金关卡数量，刘坤一也是不含糊的，因为这些收入实际上在整体税收中占比很低了，他所需要做的就是申请制度的调整和优化，让制度适应现实而不是相反，这和一般的和稀泥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。

　　第二就是面对人性的真实，在处理湘军中的哥老会和福建、江西、安徽“山匪”中，采取了稳妥的策略而不是过度激进的政策。在湘军传记中，十年砍柴关于湘军中出现的大量哥老会成员这一些现状，进行中肯的呈现，给我们提供了知识的增量。虽然早年湘军募兵，喜欢朴实的泥腿子，不喜欢“城市兵”，但当兵久了，总是有江湖气。所以应时而生的哥老会，在底层士兵军官中，发展有很大的势力。刘坤一采取了宽严相济的策略，捕获李桂麟这种带头大哥，但不把小弟赶尽杀绝。他的反面教材是刘坤一的老领导高连陞（曾在广西率领刘坤一和他叔叔刘长佑并肩作战），跟随左宗棠在甘肃平乱，贵为甘肃提督的他，打算把自己军队中的哥老会一网打尽，结果惹出了兵变，不仅自己被杀，总兵、副将、守备、知县都跟他一起命丧陕西杨家店。十年砍柴说，凭左公的威望与能力，亦难禁绝哥老会的活动。局面如此，底层士兵的人性亦是如此，如果逆人性办事，很可能历史就会改写了。

　　第三面对市场的真实，从反对李鸿章修建清江浦到京师的铁路，到支持盛宣怀办理全国铁路总公司。在第二次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，作为南洋大臣，刘坤一其实是比较忌惮北洋大臣李鸿章的，尤其是李鸿章旗下的刘铭传提出修建贯穿南北的铁路规划，让刘坤一担心被李鸿章管住，刘坤一虽未明确反对，但暗地里在奏折里提出不少反对意见，甚至也会在官场狙击李鸿章的左膀右臂盛宣怀。但到了1896年，他不仅大力支持修建吴淞到上海的铁路，也大力支持盛宣怀办理铁路总公司、制定铁路章程，一手经理苏沪铁路，因为刘坤一“从大局出发，认为修建铁路不能各行其是，必须全国事权归一，通盘考虑”。这里的刘坤一，从铁路的规律出发，放弃了别人给他成立单独公司，安排两江候补官员抢位置的建议。

　　当然，在刘坤一身上，我们还能看到很多求真务实的故事，也能从十年砍柴的叙事中，看到这种真实是一步一步走向真实的，甚至中间还有反覆的情形。

　　从刘坤一的身上，可以说我们看到了湖南人的另一种人格，就是作战时固然要勇敢，写诗时固然要浪漫，但在冗长琐碎平庸的生活之中，作为一个普通的正常的湖南人，应该如何面对时世变化，接受日常处理好日常，不拿自以为是的“理念”去扭曲现实，给时代带来灾难给他人带来麻烦。与此同时，坚守着一种面对真实的态度和能力，在命运和时代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，迸发出惊人的勇气。